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定义上有何本质区别？
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是什么
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均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传播权范畴，但二者在技术实现方式、法律适用场景及权利控制范围上存在本质差异。
技术特征对比
广播权对应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其核心特征为单向线性传播。典型场景包括无线电波、有线电缆等传统技术手段实现的同步内容传输（如电视台播放节目）。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指向交互式传播，用户可自主选择时间与地点获取内容（如视频平台点播功能），技术实现依赖互联网协议。
法律控制边界
广播权控制三种行为：无线广播、有线转播及公开场所接收广播的二次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重点在于作品处于"可供获取"状态。二者在实时网络转播场景可能产生竞合，此时需根据传播是否具有交互性判定权利归属。
权利冲突场景
网络直播活动可能同时触发两项权利：直播信号通过无线电波发射时涉及广播权，而将直播内容存储供回看则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云存储广播电视节目同步转播可能构成对广播权的侵害，但若允许用户点播回看则需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
司法实践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传播，若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即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范畴。对于网络实时转播行为，部分判例参照广播权进行规制，体现技术中立原则在司法中的灵活运用。
权利管理策略
内容运营方需建立双维度授权机制：涉及线性传播的直播活动应取得广播权许可，提供点播服务的须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新兴的智能电视时移功能、网络回看服务等融合型传播模式，建议采用复合型授权协议进行风险防控。
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定义上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核心区别体现在作品传播的技术路径与受众接收方式上。广播权控制的是以无线、有线或类似技术手段向公众单向传播作品的行为（如电台、电视台播放），受众只能在固定时间被动接收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则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如网站点播、下载），受众可自主选择时间与地点获取内容。前者强调传播的同步性与非交互性，后者以交互性为核心特征，使公众能按需访问作品。法律对两种权利的分立旨在适应技术迭代中作品传播模式的本质差异。
不同场景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性如何划分？
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性划分需结合传播技术特征与受众接收方式。广播权主要规制以单向、定时、无交互性的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例如传统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播放，或通过卫星信号、有线电缆进行的同步转播。其核心在于传播者单方控制内容输出时间，受众无法自主选择获取时间。
信息网络传播权则针对交互式传播场景，典型特征为受众可自主选定时间与地点获取作品。网络平台提供的点播服务、短视频平台内容库、在线音乐平台的单曲播放均属此类。即使内容首次通过广播权渠道传播（如电视直播），若后续被存储于服务器供用户回看，则触发信息网络传播权。
混合型传播场景需穿透式分析：网络直播节目若仅允许实时观看（无回放功能），仍适用广播权；若附加时移回看功能，则同时涉及两种权利。体育赛事直播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实时转播可能构成广播权范畴，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将网络实时转播纳入广播权保护的判例（如（2020）京73民终155号判决）。
技术中立原则下，传播介质的物理属性不影响权利认定。通过5G网络传输的实时电台节目仍属广播权范畴，而通过数字电视机顶盒实现的点播服务则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竞合情形下，需根据传播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主次判定，如网络广播（webcasting）可能同时满足两种权利构成要件，需结合具体传播模式判断主导权利类型。
权利边界划分直接影响授权链条构建。广播组织进行网络同步转播需同时取得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而网络平台对已广播内容的点播服务仅需后者授权。司法实践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202号判决明确：网络实时转播非交互式传播，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新型传播技术带来的挑战需动态应对。智能电视厂商预装影视资源的行为可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而云端实时渲染的游戏串流服务则可能触发广播权。元宇宙场景中的虚拟空间表演传播，需根据用户是否具有时间选择权判定权利适用类型。
